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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作为邻国的日本对我国提供了力所能及的人道主义援助，在日本向武汉疫区捐赠的防护物资的包装箱上，除了两国国旗，“加油中国”外，还有一行小字：“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八个字。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对仗很工整。“域”是地，对“天”。“山、川”对“风、月”。山与川，都在地上，依附于地。一个国度的山川，不可能跑到另一个国度。而天上的风月，则不受此拘限，不同国度的人可以共见。

原来，这句偈（JI）语出自1300年前，日本长屋亲王《绣袈裟衣缘》，《全唐诗》中收录：“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长屋亲王，是日本当时的宰相。唐玄宗时，长屋曾经命人制作千件袈裟，绣这四句偈语在上面，送给大唐高僧们，鉴真大和尚看到后非常受感动，毅然决然的披上了这件袈裟，发心去日本传法，6次东渡，历经劫难，终不言悔，谱写了中日关系最辉煌的最感人的一幕，体现着中日友谊的源远流长。。

1300年后，这两句诗再一次以这种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再一次感动了我们。

在唐代，中日文学交流空前繁荣。随着遣唐使团的来华，大量的唐代诗歌传入日本。其中，白居易的诗歌流传最广、影响最大。日本汉学家大江维时编纂的唐诗名句选《千载佳句》中收录唐诗1110联，仅白居易一人之诗就占了535联。

据日本《文德实录》记载，大约在9世纪初，白居易诗歌就已经传入日本，深受日本宫廷的喜爱。当时其诗集还比较稀缺，以致竟有官员因献白诗而获提拔。嵯峨天皇将《白氏文集》视为“枕秘”，爱不释手，在宫中专门设立侍读官开讲《白氏文集》。此后，《白氏文集》成为几代天皇的修身课程。

宫廷的这股潮流也渗透到了知识阶层。当时的儒学者庆滋保胤说：“唐白乐天为异代之师”。著名诗人岛田忠臣以白诗为“诗媒”，说：“坐吟卧咏玩诗媒，除却白家余不能”。还有文人对白居易朝思暮想，以至于在梦中与其相遇：“系情长望遐方月，入梦终踰万里波”。这些都反映出日本平安时代文人奉白居易为师的现实以及对白居易的崇敬之情。

对白居易诗歌的推崇，也影响到了平安时代文人的创作。在这一点上，女作家紫式部所著《源氏物语》体现得最为明显。《源氏物语》是日本古典文学史上的巅峰之作，在其开篇《桐壶》中，桐壶帝与其妃子之间的凄美爱情与白居易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里的故事情节颇为相似。桐壶帝在爱妃死后感叹“天命如此，抱恨无穷”，让人联想到《长恨歌》中的名句“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除《长恨歌》外，这部日本古典文学名著还多次借用白居易的其他诗歌。在《须磨》一回中，被流放的源氏公子在仲秋之夜望月思乡，吟诵了白诗“二千里外故人心”。此句出自白诗《八月十五日夜禁中独直，对月忆元九》，原本为中秋夜白居易在翰林院值宿时，思念被贬到江陵的元稹所作。紫式部在这里反其意而用之，表现自贬后的源氏遥念京都的情状。此处的借用流畅自然，毫无生涩之感，足见紫式部对白居易诗歌的熟识和掌控力。

白居易的诗歌之所以能在平安时代的日本获得广泛认同，一方面是因为其诗歌通俗易懂、贴近生活；另一方面，白居易诗歌中的感伤诗和闲适诗契合了日本人的审美需求，拨动了宫廷贵族和知识阶层的心弦。

在平安时代中期，由于天皇大权旁落和社会动乱频发，宫廷贵族的进取心大为减弱，他们通过寄情山水、宴饮行乐以逃避世事。白居易的感伤诗和闲适诗在此时传入，恰好引发了他们的情感共鸣。元和十年，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后，思想和创作风格发生极大变化，“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他自称“天涯沦落人”，创作了大量的感伤诗、闲适诗。这些诗歌追求与自然融为一体、心物合一的美感，表现出远离官场、随遇而安、人生无常的心境。正是这些诗歌，成为平安时代日本文人的心灵慰藉。

白居易诗歌在平安时代的流播持续了近400年，谱写了中日友好的璀璨篇章。平安时代之后，白居易诗歌在日本文坛的热度逐渐降温，但仍不乏文人墨客从中汲取营养。19世纪的文人伊能颖则，根据《长恨歌》的诗句创作了《长恨歌句题和歌》。1968年，川端康成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发表了以《我在美丽的日本》为题的演讲。演讲中，他用“雪月花时最怀友”来概括日本传统文化和艺术中的美学特征。他解释，“雪、月、花”指的是四季时令变化之美，“最怀友”指的是由对美的感动而诱发出的对人的怀念之情。这句话就化用自白诗《寄殷协律》中的“琴诗酒伴皆抛我，雪月花时最忆君”一句。

白居易诗歌以其超脱宁和的意境、唯美伤感的情调、平易细腻的文风让不同时代的日本人从中寻找到心灵的抚慰和情感的寄托。这种穿越时空的力量，使得白居易诗歌等中国古典诗词不断沉淀，在新的时代仍然深入人心、焕发新的光彩。